1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电 商 法》）施行第一天，代购圈里就传出了微信被封号的消息：“打广告要被封”、“朋友圈限流降权”。

一些代购担心被封号，开始采取英文加漫画的方式来发朋友圈。

代购群里流传的“买超过一万直接被扣”、“过往记录都被查，直接进局子”等消息，刺激着每个代购的神经。

选择冒险的人还在国外。

12月28日飞韩国济州岛，1月1日转机日本东京，1月9号回国。

2019年跨年、十三天、两个国家，代购同行们都说佳妮“疯了”。

《电商法》规定，代购需要持有中国和购买国的两方营业执照，偷税漏税的监管和处罚也会大幅度加强，罚款金额上限高达200万元，还要承担刑事责任。

“敏感期，谁都不敢当出头鸟，但总得有人去试试水”，佳妮说。

做了四年人肉代购，风险这事儿在她看来是薛定谔的猫，盒子没开，怎么断定是“生”是“死”？盒子里的诱惑太大了，一个月前，佳妮的朋友圈照常开启了刷屏接单模式。

锌财经询问了多个人肉代购，大部分表示在这段时间选择停飞，即使跨年是商场打折的采购黄金期。这场灰色地带的危险狂欢，在冬天呈现出最后的盛宴。

“最后一趟！”、“转行清仓！”、“明年涨价！”2018年年末，代购的朋友圈呈现出大萧条来临前的恐慌。

佳妮心怀忐忑地飞到首尔，和国内紧张的气氛相比，免税店欢欣鼓舞的节日气氛和“人暴多！丝毫没有减少”的景象让她有些意外。

利益的驱动下，“疯子”并不是少数。

佳妮在首尔暴走了两天，春节将至，手头上的订单暴增，她全程疯狂采购扫货，甚至无暇发朋友圈。

《中国进口消费市场报告》显示，以天猫国际为例，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渗透率从2014年的1.6%迅速攀升至2017年的10.2%。消费者对海外商品的探索欲和需求变大，是催生代购的主要原因。

2014-2017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渗透率

除了满足国内消费者，代购也形成了一条产业链。对于华人快递、返点公司、小众美妆品牌来说，代购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客户。

新电商法的出台，在整个产业链中炸出一声惊雷。

刀刃舔血

MCM双肩包、MLB的棒球帽、阿迪的贝壳头，这曾经是代购们过关的标配三件套。而现在为了更像个游客，他们换上太阳帽，蹬上了细高跟。

“你知道光头和娜姐吗？”佳妮说道，“是上海海关工作人员，我们代购圈里的大魔头。微博、微信等社交平台还有人出售他俩的排班表。”在2017年6月她曾遭遇过一次娜姐的开箱检查。

那阵子是韩国打折季，PRADA、MCM、菲拉格慕等奢侈品牌7折优惠，佳妮带着老公一起去抢购。他们从转盘上取下行李，站上T1航站楼的扶梯，远远看到海关通道挤满了人。

“今天肯定很严”，她心里咯噔一下。容不得多想，佳妮快速撕下行李托运牌贴在丈夫机票后面，又从背包里翻出宝格丽项链，挂在了脖子上。

“那天除了帽子没戴，代购三件套我穿了俩。”佳妮把箱子搬上传送带，余光瞥见娜姐紧盯着机器上的显示屏。箱子里有几瓶化妆水和两个海蓝之谜面霜，佳妮知道显示屏上会清楚呈现阴影形态。

“等一下。”不出意料，娜姐伸手拦下，戴上让代购闻风丧胆的白手套。她搅动箱子翻查着衣物，抽出被压扁的口红盒，在夹层里倒出散落的口红，举起宝格丽的盒子：“项链呢？”佳妮指了指脖子。

“不可能就这么点东西，你和谁一起来的，没有托运行李吗？”娜姐问。

“和我老公，他已经出去了。”佳妮撒了个谎，脱了身。

“贵重的东西在我老公那个托运行李箱里。”佳妮在关口焦急得等待，机场冷气十足，她的衣服被冷汗浸湿了一半。

二十分钟后，看到丈夫一脸轻松地出来，她的心才终于落了地。

“我们知道代购不是光明的赚钱方式。”佳妮坦言。

代购行业伴随着风险。2014年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多次重审的空姐代购案一锤定音，偷逃税款8万余元，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2018年，淘宝店主游燕往返香港代购逃税300万元，判刑10年，处罚金550万元……

这些风险，由于概率不高，不少代购还存在着侥幸的心理。

电商法出台后，持续被曝出的严查新闻，让代购们实实在在慌张了起来。

很多代购还记得2018年9月28日的“黑色星期五”。那天，上海海关严查浦东机场T2航站楼，被查处代购人数高达100多人。这是场海关再正常不过的通关检查，代购们更愿意用“血洗”、“大屠杀”、“末日”等血腥的词汇来形容这一天。

10只唇膏罚款1800、1万护肤品被罚3000，带了178万元手表的男子径直跪在海关办公室……白天直播免税店的代购们，这个晚上开始直播交罚款的长队。

这次严查，确实让一些代购恐慌。任职于北京德和衡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的王森告诉锌财经，通过这种严查，以及案件式的打击，能够起到震慑作用。

佳妮也曾经被查到，交过一万多元的罚款。离不开代购收入的人依然在刀刃舔血。

佳妮提到，有些家庭的收入都靠代购，他们想方设法过海关，“我亲眼看到过一个代购把一堆奢侈品塞到小孩子的婴儿车底，毕竟很少海关会让你抬上婴儿车过检查。”

多米诺骨牌效应

这次电商法的颁布，影响不只是代购的生意，还将影响上下游的生意。

“非常焦虑"，ToWhere全球快递公司创始人Peter Li用一个词形容美国华人快递公司的现状。

《电商法》还未实施，华人快递及其相关的清关公司就开始采取措施。“大家都担心在法案推行前会出问题，所以在去年12月中旬、下旬，有一部分华人快递公司已经关闭了他们的收货渠道。”Peter Li说。

代购曾经让华人快递的生意红火起来。

“十年前全美只有几家华人快递公司，到了2012年左右就开始遍地开花。不夸张地说，华人快递80%的寄件量都和代购有关。”在Peter Li眼里，代购是华人快递兴起的重要推手。行业中，代购也有一个独属的业内名词——“买手”。

美国到中国人肉代购的成本过高，通常通过快递的方式寄件。快递主要有两条途径。第一是通过美国的邮政，会有一个申报的过程，申报后有一定的抽查比率，如果被抽查到金额过高，就需要交关税。

而另一种，是包关税的华人快递，为了省去被抽查的提心吊胆，代购们几乎都选择了后者。

这之中，作为连接的华人快递便是大潮驱动下奔涌向前的一环。“其中一个卖轻奢包的客户，每天的寄件量就可以达到300到500个”，Peter Li补充道。

美国著名华人快递——新干线在洛克菲勒中心发布的业务统计报告显示，该公司2016年从美国向中国投递的包裹比2015年增加37%，2017年较2016年激增143%。

华人快递的准入门槛很低，大部分都以加盟形式成为大的华人快递公司的代售点。Peter Li说，在他居住的小区里，华人快递遍地都是。“药店、花店开辟出一个柜台，甚至自己家的车库都能成为一个代收点。”

即便如此，在圣诞、跨年、黑五等旺季依然供不应求、需要排队寄件。“早上九点开门到晚上八点下班，那些工作人员有的时候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一口。”

华人快递占据了ToWhere大约30%的业务，在政策紧缩下，Peter Li和身边的许多同行也开始了业务上的伺机调整。“对于买手和百分之百的业务都是华人快递的公司来说，这个调整太难了”，Peter Li表示担忧。

他提到，现在大部分人在观望，随着风声的收紧，很多代购已经暂停下单，大家都在观察电商法怎么执行，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。

受影响的还包括返点公司。

韩代的收入高，是因为返点的额度更高。返点，实际上就是回扣，是这个行业里公开的秘密。

“代购们不太愿意提返点，就和开店的人不愿意告诉你成本价一个道理”，茗轩说。

韩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免税市场，为了争抢客源、促进消费，乐天、新罗、新世界等免税店都提供了不菲的消费佣金，由此催生出了返点行业。返点公司是韩代和免税店之间的桥梁，一边推动购物，一边从中抽成。

茗轩告诉锌财经，返点公司很喜欢中国代购，因为购买量很多。

返点公司自成体系，为了客户体验感，有的公司会提供专车接送、代订酒店等一条龙服务，前提是购买金额要达到一定的数额。

到店，办理金卡，登记返点公司给的团号，每买一个商品，都要核对好小票上的团号。结束购物后将小票挨张拍照，把照片连同银行卡号一起发给返点公司的工作人员，然后等待收款。

茗轩告诉锌财经，免税店生意不好的时候，会通过提高返点额度来促进消费。高的时候，返点的力度达到30%以上。

不过，茗轩也觉察到，近期返点的额度在下降，从原先的超过20%，现在只有百分之十几。很多奢侈品的返点只有5%，有的甚至0返点。

返点公司是代购行业衍生的一条产业链，代购人数的减少势必影响生意。由于返点降低，代购群里已经有人表示要从“韩代”变成“港代”。

代购大幅减少，对于一些小众品牌可能也并不是好消息。大代购是品牌市场的KOL，这绝不是一句夸张的言论。

“不同代购朋友圈的图经常是重复的，这些图片有时候都来自同一个大代购。”佳妮说，大代购负责货源，手头的代理商负责售卖。

B2B2C的模式，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。在货品选择上，大代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。“一个大代购推一个产品，手下几十个代理会一起推，每个代理商还有成百上千个用户。这些产品不火都很难。”

据了解，一些韩国品牌将市场定位瞄准中国，他们通常会主动找中国代购营销推广，某些品牌在韩国本土还没上架售卖，中国代购们已经和厂商联系接单推广。

“我第一次听说JM solution蜂蜜面膜，韩国人都不用。”韩国博主“慧敏欧尼”就曾在个人视频上表达了JM solution在中国爆火的困惑。

“爆火的除了面膜，还有一些很小众品牌的素颜霜和化妆品。”佳妮告诉锌财经，这些品牌在免税店没有专柜，通常统一摆放在一个柜台里，韩国本土市场也相当少见。

在佳妮看来这样的品牌并无法长久，但她不得不承认，代购的确是潜藏在消费者朋友圈里的天然导购员。

让人更为啼笑皆非的是，代购还炒火了不少假洋牌。例如泰国RAY面膜，药监局上显示它的产地在中国广州。还有Voodoo蛇毒面膜，它的备案属性是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，备注是仅供出口。

黄金时代一去不返

八年前，徐璐在美国成为一名职业代购，她亲历了国内消费者对海外商品的需求大爆发。

以化妆品为例，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，2009年中国化妆护肤产品的进口金额为7亿美元左右，到了2017年数值激增到64.5亿美元左右，是09年的9倍之多。

人肉代购随之兴起，赚差价，拿折扣，飞一趟能赚一两万，月入五六万在代购圈里并不稀奇。

那时过海关也没什么风险。佳妮回忆道：“四年前刚做代购的时候，几乎没有担心过海关抽查的问题。”

当年，让代购们闻风丧胆的安检机时常处于未开启状态，松散的检查也构不成太大的威胁。几年来，这是一门高收益、低风险的生意。

佳妮每趟回来，都推着一个装满货品的行李箱，提着免税店的袋子大摇大摆出关。这个场景放到今天，就像做梦一样不可思议。

但出于代购数量的增加和海关的严查，代购生意并没那么好做了。

去年七夕，韩代的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。同年八月，佳妮在韩国遇到了抢购潮。

通宵排队、打地铺的竞争者们，让免税店的产品供不应求。正是从那时候起，韩国免税店推出了排号限购的饥饿营销，并一直延续使用到今天。

龚夕也是往返于韩国的代购之一，她经常天没亮就到免税店，凌晨三四点就在免税店门口排队的代购不少，为的是拿到提早十分钟进场的200个排号名额。

“有次我三点去，没拿到号，第二天就直接在那通宵了。”佳妮介绍，像SK2、CPB等热门品牌专柜限号，早点进去才有机会买到。

“和我一起的朋友那次鞋都跑掉了，买完了才回去捡鞋，我当时还发了条朋友圈笑话她。”佳妮用自嘲的语气说道。

代购是体力战，如果飞首尔，免税店结束后她们还会转站东大门，四天三晚的行程，龚夕需要休息两天才能够缓过来。

回报是可观的。购买者通过返点公司，将能够拿到货物20%—30%的回扣。相当于如果一趟的购买金额为20万，即使是原价卖出，代购也能够到手4-6万的收入。

但竞争激烈、抢不到货品、数次被罚，也让不少代购萌生退意，正值电商法的推出，他们中不少人选择了转型。

四面楚歌

11月16日，龚夕拖着两个行李箱快步走出杭州萧山机场，这是《电商法》出台前的最后一次扫货，为了囤积货物她特意比平常多买了点。

“逛了四天，我整个人都快趴下了，但回程的飞机上完全睡不着，太紧张了。”龚夕很幸运，这一趟没被查，在行李箱的轮子压过安检线的那一刻，突如其来的疲惫感让她打了个寒颤。

“年关了，都说最近特别严。”龚夕的手机里存了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巨大白色外壳的机器，“据说是海关最新版扫描机，1月1日起开始使用。”

王森提到，海关部门对代购是第一防线的监管罚款，《电商法》的关键实行部门是税务部门，两个部门协调合作需要一定时间磨合。

目前各个部门的相关措施陆续出台。

元旦还没到，邮政部门已经跟上了监管的队伍，海关总署决定自2018年11月30日起在全国海关推广使用进出境邮递物品信息化管理系统，通过邮寄的代购之后需要申报进出境物品和记录个人信息。

“太过于频繁地寄东西或者之前被税的纪录都会存档，肯定会被格外盯上”，徐璐忧心忡忡地说。

茗轩的朋友圈除了人肉代购的商品，也开始夹杂小CK包和胶原蛋白粉的广告，原先和她搭伙儿飞的朋友已经转型做了微商，她最近也开始尝试做国内产品的代理。

“现在也在下调关税，国内专柜活动力度也很大，有很多产品都比我们买的价格还低了，钱太难赚了…...”茗轩有些无奈。

王森认为受《电商法》影响最大的将是B端的供应商和大型代购平台。我国跨境电商和进口商相比税率很低，也存在一定的灰色地带。

所谓的代购危机，在王森看来其实是疏堵结合，“谁能阻止女人买包和化妆品啊？”

自2018年起我国多次下调进口关税税率，《电商法》新政也将放宽交易额，将单次交易限值由2000元提高至5000元，年度交易限值由每人每年20000元提高至26000元。

但对于消费欲旺盛的中国人这些依然远远不够。“代购最好主动去申报、如实纳税”，王森说， “不过这样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利润空间了。”

大部分代购还在挣扎，有的放弃了原先的廉价航班转而选择价格更高、只能携带一个行李的大韩航空。在他们眼里，它们是被海关抽查的冷门。

这趟日本、韩国回来，佳妮打算挺进迪拜和欧洲市场改卖藏红花和欧洲品牌的商品，“《电商法》总不可能把代购一棒子全打死吧。只要这个职业在，我就会一直做下去。”

（注：文/刘奕琦，微信号：锌财经，本文为作者独立观点，不代表亿邦动力网立场）